在清代扬州画坛的璀璨星空中，李鱓（1686-1762）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，成为“扬州八怪”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他号复堂，又号懊道人，一生宦海浮沉，两度被贬，最终将满腔才情倾注于笔墨之间，在花鸟画领域开辟出一条融写意与写实、文人趣味与民间生机于一体的创新之路。

李鱓早年师从蒋廷锡，得宫廷画院正统技法滋养，后又转益多师，拜在高其佩门下研习指画。这种兼收并蓄的学习经历，使他既掌握了严谨的造型功底，又深谙写意精神的洒脱。然而真正成就其艺术个性的，是他将仕途失意的郁勃之气转化为创作动力，以“水墨融成奇趣”的自觉追求，打破了当时画坛柔媚细谨的时风。

观李鱓作品，最动人处在于那股淋漓酣畅的“水气”。他大胆运用水墨冲染技法，在《芭蕉萱石图》中，蕉叶的浓淡墨色自然渗化，仿佛能听见江南夜雨敲叶的淅沥；在《松石牡丹图》里，太湖石的湿润质感与牡丹的娇艳形成微妙对话。这种对水分的极致把控，不仅是对徐渭、八大写意传统的深化，更暗合了扬州这座水城的气质——流动、鲜活、包容万象。

其题材选择尤见文心。李鱓常绘农家风物：秋葵、芋头、菖蒲、鳜鱼……这些被传统文人画忽视的日常物象，在他笔下皆成妙趣。册页《杂画》中，一篮带泥萝卜旁题“夜雨剪春韭”，寻常蔬果顿时浸透杜诗意蕴；《鸡冠花图》以胭脂没骨法点染，题诗却写“笑君博带峨冠立，俯首秋风不肯啼”，将花冠喻官帽，讽喻之思跃然纸外。这种“以俗入雅”的转化能力，正体现了扬州画派贴近市井又超越流俗的文化品格。

书法性用笔是其另一精髓。李鱓中年后书法受颜真卿、黄庭坚影响，沉雄的篆籀笔意融入画中：画藤如写草书，曲折遒劲；勾花瓣若作楷笔，顿挫分明。上海博物馆藏《荷花图》中，荷茎以中锋篆笔一气呵成，莲蓬则以焦墨枯笔皴擦，书画同源的理法在此达到高度统一。这种笔墨自觉，使他的作品即便脱离色彩，仅凭线条节奏也能自成韵律。

题画诗更是李鱓艺术不可分割的魂魄。“自在心情盖世狂”“画尽燕支为吏去”等诗句，既是创作宣言，也是生命注脚。他在扬州卖画为生时，常应商贾市民要求作画，却总能将世俗订单转化为性灵抒写——为盐商画《五松图》，不写富贵而颂松柏精神；绘《岁朝图》贺春，偏以破瓶残梅营造“古艳”之境。这种在商业语境中坚守文人品格的努力，恰是扬州画派能在商品经济中开出艺术奇花的关键。

李鱓晚年自评“画笔纵横”，实则是以纵横之气破除窠臼。他既未完全抛弃形似追求“逸笔草草”，也未陷入院体画的刻板程式，而是在“似与不似”间找到了个人支点。其艺术对后世海派画家如吴昌硕、齐白石等影响深远——那种将金石味融入花鸟的探索，那种让文人画拥抱生活气息的勇气，皆可在李鱓的笔墨中找到先声。

三百年后再观李鱓画卷，但见水墨氤氲间，一个疏狂而真挚的灵魂仍在纸上呼吸。他以宦海沉浮练就的洞明眼光，以扬州水土滋养的活泼心性，最终在尺素间完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画最后一次重要的蜕变：让笔墨从书斋清玩走向更广阔的生命现场，在雅俗之际、形意之间，开辟出依然值得当代艺术深思的创造路径。